二十三年前我这样教语文 - 孙善利

日期:2013-06-21  作者:孙善利
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十三年前我这样教语文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孙善利    前不久,在网上查资料,发现我的学生段有刚写的关于我当年教语文的事情,感慨良多。当年,我在新泰二中,不满于语文教学与现实生活的疏离,不满于语文教学对“听说”的忽视,不满于语文教学视野的狭窄,决心要做“听说读写综合训练”实验。只是一些说不清的原因,没有坚持下来,没有取得较为完整的成果,时至今日,连较为完整的回忆都不复存在了。段友刚,是我当年的学生,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母校教语文。他却能够回忆起当年语文学习的情景,回忆起我——他的老师的实验,写出了一篇回忆文章。读着文章,五味杂陈,自己佩服自己当年的锐气,自己悲悼自己而今的落寞。值得安慰的是,我曾经在语文教学的“铁屋子”里呼喊过,冲撞过,值得悲哀的是,我至今不甘心!          回想:语文学习的那些“事”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新泰市第二中学 段有刚  “反思”过去,促进提高,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,而“回想”往往意味着对现实的遗憾和否定。用“回想”这一词语,心里还真有些酸酸甚至有些悲哀:我们的语文教学是不是真得已离开语文本身太远了?20多年前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,如今还时常“回想”:      1987年,我进入新泰二中读高一,教语文的是孙善利老师。孙老师当时30岁,文质彬彬,清隽儒雅,时常穿浅灰色中山装(当时泰安范围较流行)和咖啡色西装,还有时穿一件浅灰色圆领、布扣上衣,这在当时的小镇很让人“仰目”,再加上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和谦逊的待人态度,一度成为学生的“偶像”。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:朱自清、徐志摩,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!      进一步了解语文是从第一节课开始的。第一节,孙老师没有涉及教材,在黑板上列出了几个字:语言、文字;语言、文学;语言、文化。并开始解说“语文”的内涵。这些内容,后来在大学学习时,老师们也都作了很好的解释,但在当时的基础教育阶段,很少有老师去探讨并给学生解说这些内容,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感觉和新的认识。随后,确定了语文学习的方向:听、说、读、写。这四个字,每个学生都清楚:从小学到高中每个老师都这样讲,说说而已,在具体的“上课”中如何做,真还没经历过。所以,我们很淡然。       随后,孙老师在学生淡然的目光下做了课程规划,这一规划,顿时让学生感到了惊异,更提起了学生的胃口:周一到周六共计7节课;周一,听。老师读,学生听,而后概述;周三,读,老师找材料(当时的阅读条件很差,学生没有教材以外的书籍报刊,学校也有限);周五间周:写,作文。第一学期不定题目(当时好像只有命题作文),随意作文。间周:听,学生只管听,没有作业任务,通过听弥补阅读不足。周二、周四、周六三天学习教材,每人一本参考书。此语一出,全班“哗然”,尤其是《教学参考书》,在当时那可是老师授课的“秘笈”,看上一眼已是极大的荣幸,而今拥有,简直不可思议。(在以后的学习中很多同学在教参封面上规范的写上“学本”,因为很多老师的教参上都有“教本”二字)。        从此,我们在孙老师的引领下进入了语文学习的更广阔天地。每周一,我们静静的听老师诵读,孙老师声情并茂的阅读常常把我带入另一个境界;有时听同学诵读,而后积极地到讲台转述、概述、分析。利用每周这一节课,我们“听”了数不清的优美散文、小小说、诗歌、新闻通讯。如今还能记起许多听过的小说的情节,还能背诵不少诗歌(当时朦胧派等新流派诗歌异军突起,方兴未艾,后来选入课本的当代诗歌,孙老师大多给我们介绍过,北岛、舒婷、杨炼、江河、顾城等,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)教材学习时间安排很少,但在《教参》指导下,我们仔细阅读文本,大胆质疑,相互交流,老师只负责重点难点分析指导,除少量的经典篇目(像《荷塘月色》《荷花淀》《大堰河,我的保姆》等外,其他篇目多采用单元学习比较阅读等方式,每周三节课的“课本”学习,我们只觉得很充实、很投入并能圆满完成学习任务。。       阅读资料可能是我们语文学习中碰到的最大的困难,孙老师拿出自己的部分书籍;努力寻求学校支持,从阅览室借来有限的报刊杂志;动员有条件的学生贡献图书。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材料,不断扩大我们的涉猎面。当时经济条件很差(当地经济条件好转大概在89年左右),大多同学的生活并没有根本改观,大多数同学从家中带饭、带菜,条件好一些的,用麦子换粮,一周的生活费平均不到5元钱,但有很多同学从生活中节省下有限的钱买图书、订报纸。当时我订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份报纸——《杂文报》(周报,全年5块4);高一高二阶段我共买了近20本书:《将军吟》《冬天里的春天》 《芙蓉镇》(茅盾文学奖作品)《朦胧诗选》《太阳吟》(当地几个文学爱好者自费出版的诗册,作者三人:马启岱、谭践、另一作者记不清了)《徐志摩诗选》《茶花女》等,至今仍保留着,买书看书的习惯,很多同学一直保留到现在。       写作当时不是件头痛的事,大多数同学乐于去写,同学们都有一本《随笔》,并且都起了一个很好的“名字”;手抄报出现了;文学社自发产生了,当时我们班成立的文学社叫“野百合”,社刊《野百合》是油印小册,自己刻板,自己印刷,参与者的手中都有厚厚的茧子,那是铁笔刻蜡纸时的馈赠,《野百合》办的很成功,以一班之力,一度顶替学校组织、编印了6年的《丑石》。同时,孙老师对我们所有学生的文章(“作文”这一名称容易拘束学生)都能给予较多的评价,并能立足于学生的长处,着眼于学生的特色,从不同的侧面充分肯定每一个学生的优势。至今清楚的记得,孙老师品评过的一个同学的小诗,只两句:“一声哈欠,一片落花”;更记得曾经读过的自己的作文。如今,让写作成为一种自觉意识,让学生不写“不快”,更是我们不断追寻的目标。        隔周的周六“听”课,更是我们每周都迫切等待的。周六连堂2节,孙老师连读给我们读100分钟(两节课加上班空)。这时的题材更大,涉及面更广,高一高二两年中,我们从孙老师的诵读中了解了《唐山大地震》《南京大屠杀》等历史惨剧,了解《西部大移民》的现实生活,品味了梁晓声和《母亲》的眷眷之情,见识了当年改革家的风采和精神(读了不少当时的报告文学),经历了路遥的《人生》。孙老师上午一个班100分钟,下午100分钟,一天200分钟的诵读,到最后往往口干舌燥倦色隐现,但孙老师总是不急不躁,声情俱兼,以给学生创设最好的“听”读效果和氛围。       回想高中语文学习的一段经历,回味语文的那份芬芳,体验语文教学的真谛,我体味到:语文教学不仅仅是上好一堂精美的语文课,更重要的是一种语文学习的引导,一种学习规划,一种学生对语文学习的亲近感,这些我曾得到过,但我常反思,我们的学生得到过吗?我让我的学生得到过吗?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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