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熹说：“某要人先读《大学》，以定其规模。”程子也说：“《大学》，孔氏之遗书，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”都强调了《大学》的地位。《大学》的宗旨是“三纲八常”，而我以为其中又以“正心”、“修身”两个环节最为重要；我同时认为，正是这两个环节，奠定了中国读书人的腐朽气质。原因很简单：它的教化，完全屏弃了做人应得的“养分”，比方说，感动。
的确，感动是一种崇高的养分，它能洗净灵魂中的污渍，它能斩断性情中的劣根，它能使人赢得一个全新的自我。当我看到久别的亲人哭做一团的时候，我感动，我的心灵接受了一次洗礼；当我被别人问候、关怀的时候，我感动，我甚至下意识地去抨击自己狭隘的人生观；当我关心他人、使他人感动的时候，我自己同样感动，尽管我不曾流出泪水，但是我清楚地感觉到了自己人格的升华。
可是，《大学》恰恰对如此重要的做人的“养分”，予以无情的抛弃。
《大学》传七章有云：“身有所忿踬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”强调做人时心一定得摆得正、箍地死死的，那样，无论外界发生什么，内心也不会受到影响；自然，也不会感动。正是这样的一条处世准则，仿佛给人的精神定制了一个笼子，使那些莘莘学子在入门之时，思想便完成僵化的任务，一个个木头脑袋，朽木不能雕，恰似一朵朵缺少养分的花。它还说，不这样去做，便看不见、听不到、吃不香；然而，当你感动的时候，你何尝不感到更充实？你何尝不认为生活更美好？我倒觉得，这句儒家的经典，融入了些许道家“愚民”的意味。
传八章又有云：“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，之其所贱恶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”则是更进了一步，将这种麻木不仁提升到了一个修身标准的高度。于是乎，在这套“正心修身观”的磨练下，我们古代的学子们一个个都超脱了，为人颇有些王利发“任他开炮，我须开张”的本事。那么，我们不妨说，正是这样一部高度权威的教科书，为我们那几十年的耻辱，埋下了祸根。鲁迅先生对国民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，为什么不争？都正完心修完身等着齐家治国平天下呢，干什么要争？这兴许是一种好的诠释。
然而这种思想不独出现在这二章“传”中，它几乎成了贯穿整个《大学》的精髓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“感动”这样的养分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人消化吸收。《大学》引《尚书》说：“若有一个臣，断断兮无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……尚亦有利哉！”说的是什么本事没有，单单是能容人的臣子，就是好臣子，自然是因其已经“正心修身”了。由此，推而广之，屏弃做人的养分，其实是当时社会中的一条公理，根深蒂固的，那么，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，没有感动，贪戾暴虐，也就成了很正常的事了。
忽然想到《大学》传第二章：“汤之盘铭曰：‘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’《康皓》曰：‘做新民。’《诗》曰：‘周虽旧邦，其命唯新。’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”在这里我将这段话回赠给《大学》，愿它能够弃旧图新；诚然，这是不可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