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渊明字元亮，世号靖节先生，浔阳柴桑人，生于365年，卒于427年，历史以来对他褒贬不一，关于此，钱钟书先生在《陶渊明诗显晦》里也有论。近代人对他评价很高，如刘永济说他“天情高朗，雅志渊深”“夫隋文以九重之势倡之而世莫为，渊明以匹夫之力为之而人弗知，后之君子，可以观时运之力矣。”（《十四朝文学要略》）李泽厚说他“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”（《美学三书》）他的诗文被选入当代中学课本的就有好几篇，四十一岁时他退出了政治开始归隐，宋代晋后，征他做著作郎，但他没有去，他的归隐是有原因的，本文就此谈一些简单的想法：
一．时代背景
讨论陶渊明的时代，不能独立的来看，得从汉末开始，东汉末年，军阀混战，随后，三国鼎立，接着，晋统一，晋灭亡后，在北方，先有十六国的割据，后有北魏，东魏，西魏，北齐，北周。在南方，有东晋，宋，齐，梁，陈。在这场四百年的战乱中，正如马克思所说：“将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”（《中国事件》）在那个时期，由于王朝不断更迭，政治斗争异常残酷，很多名士被送上刑场，何晏、嵇康、二陆、张华、潘岳、郭璞、刘琨、谢灵运、范晔……，这些著名人物都是被杀害的，正是由于这样，无论是顺应环境，保全性命，还是寻求山水，安息精神，内心总是非常痛苦，许多名士常常借酒来隐蔽自己，回避政治斗争，而陶渊明的回避最彻底，他归耕田园，做到真正的藐视功名。他真正找到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途径，他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。自然景物在他的笔下成为生活和兴趣的一部分。山水草木不再是一堆死物，而是诗人主观品格外化物。
二． 哲学背景
由于社会的大动乱，作为上层建筑的哲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这个时期，是中国历史上儒、道失衡的时代，两汉儒学开始是今文经学，而后是古文经学，到东汉末年，儒学系统变得“不周世用”（《魏书·杜恕志》）、思想空洞。到魏晋时代也是“公卿士大夫罕通经业”（《南史·儒林传》）儒学在现实面前变得苍白，可笑。人们对儒学的信仰发生了动摇，建功立业理想如梦，文人士大夫纷纷皈依老庄和玄学，玄学以探求理想人格的本体为中心，正如《晋书·王衍传》上说：“魏正始中，何晏、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，以为天地万物皆以物为本，无也者，开物成务，无往而不成者也。阴阳恃以化身，万物恃以成形，贤者恃以成德，不肖者恃以免身，故无之为用，无爵而贵矣。”它或许是玄学的最佳论述，“无”成了玄学人格的最理想境界，是魏晋人的追求目标。在这种哲学背景支配下，许多人归隐，他们“躬耕以食之，穿井以饮之，短褐以蔽之，朋颅以覆之，弹咏以娱之，呼吸以延之。”（《抱朴子·嘉遁》）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一种“无”的理想境界中，它是一个独立于现实功利之外的逍遥世界，他的《饮酒诗》里说，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也忘言。”正是这个时代生活的反映。
三． 文学、美学背景
这是一个很间接的原因，从东汉到魏晋，在文学、美学上出现了一种新思潮，即人的觉醒，是对人生、生命、命运、时候的强烈的欲望和留恋，是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。这本身也是现实的反映，是社会动荡、战乱不已、疾疫流行等等的反映，之所以说是人的觉醒，从本质上讲，是对自己生命、命运的重新发现、思索、把握和追求。因此，从古诗十九首、建安风骨、正始之音直到陶渊明的自挽诗，对人生，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，本身蕴藏了一种向上的、激励人心的情感。而人的自觉意识最终上升到对人的风貌的追求，讲求脱俗的风度神貌成了美的理想，上升到语言艺术的“言不尽意”，所以，我们读《世说新语》，看到的是追求长生，服药练丹，饮酒任气，高谈老庄，双修玄礼。这种风气，是他归隐的一种潜在的原因。
四． 自身的家世
从家世来看，他的曾祖陶侃是晋大司马，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，他父亲的事迹也不可考，据王瑶编注的《陶渊明集》推测，可能做过太守一类的官职。到陶渊明这一代，家道衰落，也正因为这样，他很少受门阀世族观念的束缚，能够接近下层人民，他在《归去来辞》的序中说：“余家贫，耕植不足以自给。……家叔以余贫苦，遂见用于小邑。”可见，他是作为一个贫苦的庶族知识分子，为了生活去当官的。在他做彭泽县令之前，就做过州祭酒，参军，时间都不长，他做彭泽县令八十天后，就自免其职，从此归隐。据萧统《陶渊明传》说：（他）“会郡遣邮督至，县吏请曰：‘应束带见之’。渊明叹曰：‘我岂能为五斗米，折腰向乡里小儿！’即日去职，赋《归去来》”这其实是个引子，《宋书·隐逸传》就说：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，耻复屈身后代。”正是这或多或少的优越感，导致他不得不考虑名位问题。这也是他归隐的原因之一。
另外，他归隐与当时佛教的传播也有一定关系，虽然陶渊明不信仰佛学，但佛学让他产生了人生是虚幻的想法，他以为在短暂的有限的人生中要及时行乐，在他的诗里，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反映这种想法的诗。
当然，以上原因应当综合起来看，不可单独而论。